最近，我针对网上流传的博文《40 年前曾秘密拆建，竟然发现了这些?》中十多处违背历史真实的地方，写了《必要的更正》

  关于上世纪 1969-1970 年城楼拆除重建工程，媒体有许多报导，但这些报导都 有一个通病：它们只讲了后半段——城楼木构件的组装，没有讲前半段——城楼木构件的制作。

  中国的传统木构建筑是完全模数化、装配化的建筑，是事先按照模数制度、权衡尺度、榫卯结构将木构件制作出来，然后再到现场来安装。没有前面的木构件制作，就不可能有后面的木构件安装。

  我是城楼重建工程的亲历者，非常了解工程前半段的情况。今天专门来谈谈城楼重建工程前半段的故事，补上四十多年来被忽略的这段历史。

  实际上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每年五一、十一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登上城楼，需要保证领导人的绝对安全，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据有关史料记载，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 1420 年)，初建时完全仿照南京 的承天门。明天顺元年(1457 年)七月，承天门遭火灾，被焚毁。1465 年重修，1644 年 承天门再次毁于兵火，1645 年再次重修，并正式改名为。

  如果从 1645 年最后一次重修至 1969 年，城楼已有 324 年历史。其间除风雨剥 蚀，自然损坏之外，还曾遭遇过八国联军炮击以及地震等破坏。

  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北平市政府对进行了简单修缮，包括屋面拔草，瓦面查补打点，清理鸽粪，修补门窗等。

  1952年，北京市政府对城楼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修缮，包括更换腐朽的木构件，更换破损门窗，重新油饰彩画。

  此后，每逢五一节、国庆节，都要对城楼进行例行检查，对不安全的地方做加固。如 1956 年，对东北角的翼角和角梁进行了修缮，同时安装了避雷设施。

  据有关资料记录，在 60 年代初的一次检查中，发现一根柱子有高位腐朽，有些地方有 严重变形或下沉，于是得出结论:城楼问题很严重，应该重新翻建。

  根据我们几十年搞文物古建筑保护修缮的经验，像城楼这样仅有 300 余年历史的木构建筑，整体的结构不会有很严重的问题，只要采取妥善的保护维修措施，再有二、 三百年也不会有大问题。仅仅因为城楼背负着重大的政治责任，城楼的管理者更是百倍小心，所以才对它采取了拆除重建的特殊措施。

  迤北的端门，同样始建于永乐十八年，与时间年代相同，型制结构亦相同。如果除去曾经历过的两次重修的历史，端门城楼的实际寿命比城楼要长将近一倍，至今仍安然无恙。

  如果它是处在端门或故宫建筑群的其它位置，恐怕至今仍巍然挺立，不会被拆除重建。

  据说翻建城楼的筹备工作 1965 年就慢慢的开始。由于“文革”的原因，这件事不得已被置。

  1966 年 3 月，河北邢台发生了 7.2 级地震，波及北京，对城楼造成一定影响。为保证安全，北京市政府组织力量对城楼内的梁架以及山面的踏脚木、草架柱等进行了加固，并将部分梁架构件增加了铁箍(有报道说此时城楼因地震而“危在旦夕，有塌垮的可能”纯属无稽之谈!)。

  1969 年，国务院真正开始启动城楼拆除重建工作。 城楼重建前的准备工作非常多，我这里只介绍与木结构制作相关的一些情况。

  我是 1967 年 10 月正式从北京市房管局技工学校“住宅管理人员培训班”“分配”(实际是主动要求)到北京市第二房屋修缮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房修二公司”)古建工程处当工人的。刚去时分在耿彩明木工班，在北京大学工地干活。

  1968 年春天，领导突然调我去“紥小样”。带领我们去“紥小样”的是我的师傅， 当时的木工班副班长王德宸先生，还有同班组的吴正华、陈蕴几位老师傅。

  “紥小样”是在建造大型的或复杂的木构建筑之前，先将该建筑按照特殊的比例缩小做 成的模型。这个模型除按比例缩小之外，它的构造、做法、节点、榫卯、比例关系等等， 要与所建造的建筑完全一样。目的是为预先熟悉构造，演练技术，察觉缺陷，攻克难关， 为建造正式的建筑做技术准备。这是古建筑木作行业传承了千百年的规矩。

  我们紥的小样是城楼最西侧的一间——梢间(东侧梢间与西侧相同)。为何需要 做梢间呢?

  因为这种歇山式建筑，最复杂的木结构都集中在梢间部分，其余部分构 造相对简单。把梢间的问题搞清了，其它就不成问题了。

  紥小样在端门西朝房进行，一共有六七个师傅参与这项工作，由王德宸师傅负责。

  与紥小样一起进行的，还有一个木结构考察小组，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三位工程师组成，(记得一位叫张浩，年岁较大约 50 岁，一位叫关慧英，年级较轻，大概 30岁左右，还有一位 40 岁左右的中年，叫孙任先)。

  他们三位负责城楼构架的测 绘，主要为弄清它的构造和构件的尺寸，为木构架的预制加工做准备，同时也为“紥小 样”提供实物依据。配合他们工作的，有古建处的郭书考老师傅(木构制作、安装 的主要技术骨干之一)，还有孙永林(当时是木工工长)、张兆骧等人。

  城楼重建工程，是建国二十年来最大的古建筑工程，也是清代晚期以来少有的 大型古建筑修建工程。尤其城楼是载入国徽的，显得更为神圣。

  重建城楼， 在当时是国内天字第一号的工程。这项工程的总指挥是周恩来总理，动用了外贸部、铁道 部、远洋局等多个部门。由北京市政府(当时叫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负责旧城楼的拆除和新 城楼的重建。

  北京市建委会同北京市房管局、北京市建工局负责具体落实。由于木结构 (包括大木、斗栱、菱花槅扇)的制作、加工以及琉璃瓦规格、用量的提供，彩画方案的 设计等均由房管局下属的房修二公司、房修一公司承担，所以，周总理直接听取房管局总工程师华克专先生的工作汇报。

  当时，工程现场总指挥是北京市建委副主任顾钥菊，副总指挥是古建工程处的主任张海泉。

  梢间的紥小样工作经过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顺利完成。随着紥小样工作的完成， 以王德宸师傅为代表的技术骨干完全掌握了木构架的全部技术关键，为进行 城楼大木构架制作做好了充分的技术准备。

  工程紥小样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学习机会，对我来说是一次难以忘怀的技术经历。

  要事先按权衡尺度、模数制度、榫卯结构将各种构件制作出来，然后再运到现场去进行组装。中国建筑这种模数制、装配化的建造技术，早在隋唐以前就已十分成熟。

  在此之前的各种媒体报导中，都没有关于木构件制作的描述。个别文章中关于在旧城楼拆下来以后，由“五建公司懂经纬仪的木工 XXX 配合测量局的技术人员一同工 作......将木构件拍成照片，交由北京建筑设计院画图，再按图纸由北京光华木材厂进行木 构件加工”的描述，是绝对没事实根据的杜撰。

  的拆除是在 1969 年国庆节之后，首先搭起一个巨大的罩棚，把城楼罩起 来。

  城楼木结构的制作经历了排丈杆(丈杆的作用相当于施工详图)、木构件的初步加工 (由毛料加工成需要的规格材)、大木画线、制作榫卯等全过程。

  城楼是宫殿式重檐歇山建筑，结构十分复杂，下层檐和上层檐分别安置五踩和 七踩斗栱。

  据粗略统计，整座城楼，共有各类柱子 132 根(其中落地柱 60 根，童柱 24 根，瓜柱 48 根)，各种梁(包括桃尖梁、接尾梁、天花梁、五架梁、三架梁、单步梁、双 步梁、随梁等)112 根，各种檩(包括正心檩、挑檐檩、金檩、脊檩等)160 余根，各种枋 (包括额枋、承椽枋、天花枋、随檩枋等)180 余根，各类斗栱 138 攒，椽子、望板等构件数不胜数，所用木材(原木)将近 40000 立方米，集中了当时的房修二公司、房修一公司一百多个木匠，采取半机械半手工的手段，干了将近一年时间才制作完成。

  当时的大木构件制作，是在北京市房管局的青年路仓库(木材加工厂)和百子湾仓库 两个大型木材加工厂进行的。木构件制作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即“掌案”)有王德宸、于 春桂、张树桐、郑彦章等技术骨干。

  他们主要负责画线，其余木工负责按墨线制作榫卯。 木构件制作完成以后，按类别分别码放，在旧城楼拆除以后，将新做的构件按照安装顺序 运抵现场进行组装。

  的木构件加工预制，由于是在老城楼拆除之前一年多就慢慢的开始了，而且是在北京市东郊(当时青年路、百子湾都是郊区)的木材仓库进行，除去承担加工任务的单位和工人之外，根本无人知晓。这也是重建工程的前半段无人报导的主要原因。

  制作大木构件的木料，是从国外进口的木材，名称叫“马克尔”“卡格洛 达”“色皮”(进口木材的音译名)，颜色为粉红色或黄色，其强度与我国产的樟木十分相 似，不软，也不太硬。但由于是新木头，含水率很高，为后来留下了隐患。

  的斗栱，主要是用楠木和柏木制作(大斗用柏木，其余全用楠木)。菱花槅扇完 全用楠木制作。这些楠木都是之前从各城门楼拆下来的旧料。

  城楼大木(包括斗栱、菱花槅扇)的加工制作，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是 工程的重头戏。

  负 责大木制作首席掌案的我的师傅王德宸先生，日夜盯在工地，有时为核对一个尺寸或检查一个榫卯是不是正确，经常半夜里爬起来，跑到现场去仔细检查。

  其间，恰逢他的长孙出生，这是他家庭的一件大喜事，他家与工地仅相距十几公里，但为了的大木制作，他都没顾上回家去看一眼。

  城楼木构件的制作是由当时北京市房管局下属的房修二公司、房修一公司承担。这两个公司，尤其是房修二公司在建国以后一直承担着北京市的古建筑修建任务，工人们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木构架的安装(包括其它配套设施的安装)则主要由当时的建工局第五建筑公司承担。他们是前面提到的这个工程的后半段的主角。

  一是五建公司作为大型建筑公司，有大型机具设备，如吊车、大型运输车辆(而房 屋修缮公司没有这些设备)和相关的技术力量(如水、暖、电等设备安装力量)。的 大木构件非常大，如内檐柱直径一米左右，大约 12 米长，没有大型车辆和塔吊很难快速运 输和安装到位。

  二是五建公司有一些过去曾经干过古建筑的技术工人。尽管这些工人在建 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再做过古建筑工程，但比起从来就没做过古建筑工程的还有些 优势。

  据到现场参加过大木构件安装的工匠师傅介绍:当时，城楼的大木安装分成两 档子(即两个作业组)。

  两档子是这样分工的，沿西北角和东南角画一条界限，由房 修二、房修一两公司组成的第一档子负责南面和西面的安装(共由 56 人组成);

  由五建公 司的木工组成的第二档子负责北面和东面的安装(共由 160 人组成)。

  当时的情况基本是:房一、房二这第一档子在前面干，五建公司这第二档子在后面学，边学边干，中途有几次干错了，还曾受到郭书考老师傅的训斥。

  这并不是贬低五建公司，这是事实。当时的事实并不像有些媒体描述的那样美好。在大木安装环节，应该说是房二、房一出技术，五建公司出机械设备和部分人工。

  除去木作工程之外，瓦作工程也是房二、房一的师傅先做出样子，五建公司的工人再照方抓药——这毫不奇怪，因为他们不是专业队伍。

  当时，北京没那么多做古建的工 匠。当然其它配套工程是由五建公司承担的，这是他们的长项。

  彩画方案 设计是当时房修一公司的彩画名匠赵金城先生和房修二公司的赵文福先生。因为没有按传统图案设计，赵先生还曾被同行们挖苦讽刺。

  另一个就是有关媒体提到的用所谓“五个里程碑”图案替代正脊和垂脊 上的吻兽的故事。

  当时，有人提出来龙是封建帝王的象征，不能用，要改成“五个里程 碑”(五个里程碑即: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和北京，是文革时期流行的关于中国革 命五个关键阶段的代表性标志)。处理手法是，用吻兽的轮廓，里面雕五个里程碑图案。

  后 来，周恩来总理用“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驳回了“五个里程碑”的主张，仍然坚持用龙 吻做脊饰吻兽。这套“五个里程碑”的琉璃脊饰，后来被扔在门头沟琉璃瓦厂的院子里，我 曾亲眼见过。

  但是，城楼的勾头、滴水(琉璃瓦檐口部分的瓦)，仍然采用了葵花向阳的图 案，这也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西番莲和玺”彩画在 1984 年修缮时被换掉，重新恢复了金龙和玺彩画。

  原因是，虽然我们国内的森林中也有符合尺寸的木料，但是因当时的设备及运输条件所限，没办法从森林中运出来。为寻找木材，当时房修二公司曾组成专门小组，由古建处材料组的负责人张松年和有经验的老木工王正桁等人组成考察小组，到东北大小兴安岭去考察，最后因没有办法解决吊出和运输问题而只好作罢。

  进口木材是新料，含水率高，本应自然干燥若干年之后再用。但政治工程不可能允许这样做(这里要说明一下，结构构件用的木材只能自然干燥，不能用烘烤、蒸煮等方法进 行人工干燥，否则将大幅度降低木材的强度)。结果不到十年，有的构件(比如毛主席的沙发 靠的那根柱子)就已经深度糟朽。不得已在 1979~1980 年期间对糟朽的柱子进行了墩接。

  所谓墩接就是在建筑物整体不动的情况下，将柱子糟朽的部分截掉，换上好木料，再打上铁箍，使之成为整体的传统修缮手段。记得当时是用铺铁轨的枕木搭成井字形承重架 子，在架子顶端用两个 500 吨的千斤顶顶住压在上面的大梁，使柱子自身不再受力，以便操作。

  墩接工作完成后再将千斤顶和架子撤掉。每根柱子周边的梁分别用三组承重枕木支 撑。共墩接了三根柱子，都是室内 12 米高的大柱。墩接高度大约从地面往上三米至五米。其中 有一根柱子因为髓心部分几乎完全空心，但又没办法换掉，只能把空心部分剔除，将一根 钢梁塞入柱心内，以辅助柱子承重，外面再用木头包起来。

  在这次修缮过程中，我曾沿临时搭建的垂直木梯爬到天花板上面去看大木构架，刚刚把头伸进顶棚时忽然看见有个人站在那里，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原来是战士在里面站岗执勤，足见工程安保工作之严格。

  关于重建以后的城楼比原来的城楼“长高了 87 厘米”的说法，我以一个局内人 的身份说说这个问题。

  因为天安 门城楼是国徽图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高度尺寸、比例关系都不可能也不允许有明显的 改变。

  因为任何建筑，建 完以后都会有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沉降。老的城楼在 300 多年当中，因基础沉降，构件弯 曲下垂等原因，比初建时高度会降低，是正常现象。

  这就好比一个人，年轻时身体健壮，雄姿英发，自然显得挺拔;而当他逐渐老去的时候，腰弯了，背驼了，身高自然会发 生一些变化。重建的城楼较之老城楼高度稍有变化并不奇怪，但究竟是不是如媒体 所说的“长高了 87 公分”，那就只能找当初测量的人才能问清楚了。

  坊间流传的有关当年的工程要选根正苗红的工人的说法基本符合事实。但那主要是指到上面去来安装的人。

  在木材加工厂进行木构件制作没那么严格(但也不能是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前面提到的在大木制作中担任一号掌案的我的师傅王德宸先 生，尽管他技艺高超，责任心极强，在工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终因根不够正， 苗不够红而未能获得上去安装的机会。

  但在他和他的团队的主持下，城楼木构件制作没有出任何差错，确保了大木的顺利安装，这是他此生最大的殊荣，完全体现出古建筑老匠师对技术精益求精，对工作高度负责的崇高品质。

  城楼重建工程，已过去 47 年了，很多当年的亲历者都已作古，但今天回忆起 来，那场景犹如昨日。

  为了补上这段被人们忽略的历史，我在北京房地集团有限公司(系政企分开时从原房管局脱胎出来的国有企业)的支持下，寻觅到十余名曾参加过城楼大木制作、安装以及曾参与瓦作工程，如今仍健在的老，进行座谈，共同回忆了这段历史。

  作为亲历者之一，我受大家的托付，亲自执笔续写下如上史实，补齐缺失了 47 年的历史，也算是对逝去的前辈们的一个交待吧!

  最近，网上流传着一篇博文，叫做《40 年前曾秘密拆建，竟然发现了这些？》（2017 年/09/05 名人画报）。

  文中有十多处违背历史真实之处。我是重建工程的亲历者，有责任对此进行更正。

  首先，要说明，城楼拆除重建并不是秘密进行的，起码当时在设计实施工程单位内部并不保密，（当然事先也没有在群众中进行宣传）。

  原天门城楼拆除是在 1969 年国庆节过后在城台上搭起一个巨大的罩棚，把城楼罩起来，对旧城楼进行拆除。然后将已预制加工好的新城楼进行组装（包括木构架安装、砌墙、瓦、做油饰彩画等工序）。

  这项工程从拆到装，共用了 7 个月（从 1969 年 10 月—1970年 4 月）。1970 年五一节之前，一个崭新的重现城楼。

  一是因为拆除时有严重扬尘，二是为防止群众围观影响交通，三是，城楼的重建正值冬季，需要有加热保温措施。

  城楼的拆装用了 7 个月，而之前的木构件加工，琉璃瓦烧制，甚至包括木材的采购（主要是进口木材。当时国内大小兴安岭有木材但运不出来），前后用了大约 3 年时间，仅木构件预制加工就用了一年左右时间。

  城楼建于明代初年，距 1969 年已有 560 余年历史，岁月侵蚀，自然损坏，加上地震、战火，城楼已有较严重的残损。

  为保证其五一、十一的使用安全，几乎每年都要对它的结构可以进行加固，附加的铁件已达近百吨之多，这对城楼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重建的从型制、尺寸、构造、做法，均与原城楼完全一致，坊间有说改成了混凝土仿木结构，纯属讹传。

  城楼重建工程不是由部队组织，而是由政府组织的，最高领导是国务院，周总理亲自挂帅。

  当时，配合这项工程的还有外贸部、远洋局、铁道部、财政部、建设部等部委，具体实施是北京市政府（当时叫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由北京市建委抓具体工作，再往下有北京市房管局（承担制作与安装任务）、北京市建工局（配合房管局承担部分安装任务）。

  城楼的大木、斗拱、木装修预制加工主要是北京市第二房屋修建工程公司（房修二公司）和北京市第一房屋修建工程公司（房修一公司）。安装由房二、房一、五建公司一同承担。五建公司提供大型机具设备和部分人工。

  至于说到部队，这样重要的政治工程，不可能没部队参与。他们是负责安全保卫。

  唐山大地震不是 1966 年，而是 1976 年，前后差了十年。1966 年应是邢台地震。唐山地震时，城楼已经建了 6 年。唐山地震对丝毫未造成损失。说“唐山地震城楼严重受损”，毫无根据。

  当时城楼施工（指在城台上组装），由于工期紧，安排工人三班倒是事实。但绝不是“形影不离”。

  至于我们的老工人处于对工作负责，不肯轻易离开工作岗位，这种感人事例很多。比如我的师傅王德宸先生在大木加工紧张阶段，正赶上他的长孙降生。出于对工作的负责，他都没顾上回家去看看。但这绝不是“形影不离”。

  其五：说“实施工程人员形影不离”，“有两点原因”。“第一，那时正好是文革时期、“第二，跟苏联关系闹僵，多了个敌人”，“能够说是内忧外患”

  前面讲了，不存在实施工程人员“形影不离”的情况。与“正好是文革时期”和“跟苏联关系闹僵”更是扯不上关系。这种说法只能叫做“给历史制造紧张气氛”。

  从图上看，这是个正在施工的仿唐建筑，不知是从哪个寺庙工地 P 来的。这种用照片的做法太不严肃。

  另外，把城楼围起来的照片也是错的。当时是用不透明的材料围起来的，大棚是搭在城台之上，并没有把城台也围起来。这张照片也是 P 来的。

  看了上面这个提法，给人的印象是五建公司的，姚来泉师傅似乎是工地的技术领军人物。

  事实是：在进行大木安装时，是分为两个组（叫两档子）。一档子由房修二公司和房修一公司的工人组成，另一档子由五建公司的工人组成。

  五建公司建国后很少承担古建任务，所以，技术较生疏。在施工时，基本是房修二、房一的工人在前面干，五建的工人在后面学。期间还发生过干错了重新返工的问题。

  当时，负责大木构件（柱、梁、枋、檩、斗拱、翼角、木装修等）预制加工的主要工匠师傅（即掌案）是房修二公司的木匠王德宸、郭书考、于春桂、耿彩明、王正桁等老匠师。当时我也参与了木构件制作，主要是做斗拱。

  据我们知道，老舍先生在文革初期（1966年）就去世了。他怎么会参加了工程（1970 年）的“颜色搭配”呢？

  要知道，明清古建筑彩画可是门很深的学问哪!老舍何时跨界成了彩画大师了呢!?

  在封建社会，凡是重要建筑，在屋面调脊时，都要在正脊脊筒子（琉璃瓦件的一种）里面放上镇脊宝匣。1983 年，我们在修缮北京地坛皇祗室时，从正脊合龙处就发现了这样一个镇脊宝匣。

  宝匣是由楠木制成，内衬一层铜板。里面放置由红线串起的铜钱，金、银、铜、铁、锡五个小元宝（每个长度约 2cm），五彩石、五彩线、五谷杂粮等吉祥物。它既是镇物，又是吉祥物，旨在祈愿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有关的资料见《古建园林技术》杂志总 5 期路长先生文章：《龙口》，以及总 13 期王其亨先生文章：《合龙，上梁实物》）

  弹洞是存在的，那是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炮轰留下的。但在瓦檐上发现炮弹是不可能的。

  建国以后到城楼重建之前，每年国庆节、五一劳动节都要对进行安全检查，我们的公安部门居然没发现瓦檐里的炮弹，简直是天方夜谭。

  其十二：关于“菱花槅扇”是“修建的重点”以及“双交 四椀、三交六椀的建筑”“姚来泉也参与修建菱花槅扇”等提法。

  “菱花槅扇”是宫殿建筑门窗的名称。门窗能够说是城楼的组成部分，但不能说是“修建的重点”。

  这就如同一幢房子，门窗只是它的组成部分，而不能说门窗是房子的重点。“双交四椀、三交六椀的建筑”这个提法也不对。

  “双交四椀、三交六椀”都是棂花的式样，而不是建筑的式样。双交四椀是两根带花饰的棂条垂直相交形成的图案，一个单元有四个圆椀，叫“双交四椀”；三交六椀是三根带花饰的棂条成 60°角相交形成的图案，一个单元有六个圆椀，叫做三交六椀。而不能讲“双交四椀或三交六椀的建筑。”这种概念错误会误导读者。

  另外，的所有菱花槅扇都是事先预制好了的，只要安装上就行了，不存在“xxx 也参与修建菱花槅扇”问题。

  的国徽实际尺寸很大，直径约 3 米左右，重量达几百公斤，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一个人是挂不上去的，要用起重设备，还要有很多人帮忙。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城楼拆除重建的故事流行着各种版本，每种版本都有不同的失实之处，这就给人们造成了严重误导。

  我们将继续写与之相类似的文章，纠正这些因报导失实而造成的错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敬请大家关注。

  马炳坚，从事古建筑行业五十年，是国内资深的古建筑技术专家。1967 年正式步入传统建筑行业，曾任古建筑木工，在施工一线工作过七、八年。全程参与了城楼重建工作。

  还参与并主持过中山公园（南区）复建，天坛、北海、景山大修等古建筑修建工程。

  1978年底开始从事古建筑技术探讨研究工作，写过大量技术学术文章，并出版过《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北京四合院建筑》等著作。并先后从事古建筑设计、教学、办刊、编制行业规范标准、创办行业协会等工作。

  现为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传统建筑分会会长，《古建园林技术》杂志主编，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顾问，中国紫禁城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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