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难也是农民工的一大困扰，法律意识薄弱、维权机构漏洞和项目性质缺乏正式制度保障等原因导致。

  03然而，农民工在找活方面也面临挑战，不确定性的工作规划使他们难以预测今年的工作机会。

  04爸爸作为建筑施工工地的农民工，面临着资金紧张、维权困难等问题，但仍然坚持在这个行业工作。

  过年最近一段时间是休息的日子。放假回家几天后，爸爸上工地的次数也慢慢变少了。年关已至，接近休工。但好像这几年来，每到这样一个时间段，爸爸看起来反而还不那么开心。今年和爸爸聊到了这一个话题，才知道其中的原委。

  “今年的钱又拿不到了。”这是爸爸近两年来在年关的时候常说的话。爸爸是建筑施工工地的农民工，算是一个小包工头（但爸爸说他算不上是包工头，顶多算是工长或者是领队，只是能叫到工人到工地上做事而已）。爸爸在最近一段时间会看起来不开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年关到了，工钱却无法顺利结算。爸爸告诉我，他去年在D乡和M乡都有工地，除了M乡还有一座房子没完工外，其他的都已完成验收了。按照合同来说，所有的工钱都应该付清了，但现在每一个工地上都还有一部分没拿到。“他们都说方便的时候再给，没说一个具体的时间。”而这样的事年年都会发生。但相比于这些很常见的情况，真正让爸爸头疼的是另外两个“陈年旧账”的项目：一个在J乡，到今年已经拖了两三年；一个在小学，到今年已经有五六年了。尽管都有在催，但所谓的“再等一会”、“过段时间”、“……之后”至今还未到来。

  另一方面是因为，尽管自己的工钱无法顺利结算，但所有工人的工资都要结清。除了特殊情况，否则爸爸从来不会拖欠工人的工资。“别人辛苦了一整年难道你连工资都不结给人家？这像话吗？（而且）你今年不给人家结账，明年谁还来和你一起做事？你毕竟还是要在这个行业里面，没了信任谁还来帮你做事？”这也是爸爸能够长期、稳定地招到工人的关键原因。根据工人的不同，爸爸有两种支付工资的方式：有一些工人是长期和爸爸一起上工地的，彼此之间建立了比较深厚的信任关系，所以他们的工钱一般都是在年底的时候再结算，平时只是在他们要的时候发放一些“生活费”或“零花钱”；其他不是长期合作的工人一般是根据项目的进度来结账，但也有小部分是在平时还没有完全结清的。所以每年年底的时候都有很多工人拿着记工本来家里对账。

  整个项目都依赖甲方的工程款来运转。按照流程来说，农民工的工资应直接打入其个人账户。但在实践中，因为工人们和包工头之间的紧密联系，一般而言不能缺少了包工头这一中间环节。因此，如果是“公家的房子”，工程款的实际流向是：甲方-乙方挂靠的公司-包工头-农民工个人。而如果是私人项目则去除掉“乙方挂靠的公司”这一环节。这样的现实便造成了“包工头的无奈”——“上面的钱拿不到，但是下面的钱又必须要给，包工头就在中间受‘夹板气’。”而这又会促进带来“包工头的风险”，因为一旦“拿钱难”，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要自行垫付工人的工资，造成自身资金的紧张。爸爸给我算了一笔账，家里每个月的硬支出（包括房贷、我在大学的生活费等）都有不小的一笔，如果资金断裂，整个家庭生活都将失调。不仅如此，因为工程款是按照项目进度来发放的——以私人项目为例，一般而言是：框架完工（包括装模、扎钢筋、混凝土浇注等）完成支付60%，砌砖完工支付25%，粉刷完工支付15%，验收合格支付5%——所以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在工程开始之后，包工头都要先行垫付一部分资金用来支付工人工资以及购置材料费。如果资金断裂，还会影响到未来接手新项目的可能。

  而事实上，“拿钱难”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不只是包工头，普通工人更是如此。“因为农民工属于是底层的，钱要到最后才是落到他们手上，拿不到钱的情况肯定就更多了。”这就是说，农民工个人是资金流向中的最后一环，因此先前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工资获得。这样的例子在现实中数不胜数：比如“之前在J乡卫生院有个房子，甲方已经拨款了，但是被包工头卡着。那个包工头先是说房子还没验收，所以不给。但是房子验收不验收和农民工的工资没关系，这是包工头的事。后面验收了也还在拖着。硬是过了一年多这些钱才拿到手。”再比如“之前G单位的集资楼，因为后面资金收不上来，所以农民工的工资就发不下去，也是拖了四五年才结清的。”

  顺利获得劳动所得是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因此“拿钱难”的另一面反映的便是“维权难”。而维权难其实就是由多方面引起的。

  第一，从农民工一方来说，法律意识薄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爸爸这一代属于“第一代农民工”，他们一般都是由家乡那些早先进城、进工地的亲属带着进城、进工地的。如此一来，在亲缘纽带下，正式程序便会被削弱。因为在他们看来，按程序那样“写合同”、“打欠条”不像是一家人应该做的事，所以“不写合同”、“不打欠条”反而成了“常规操作”，这也就埋下了隐患。除此之外，农民工对于法律的执行要求及其细节也并不熟悉。比如对于小学那个项目的欠款，爸爸曾让对方写下一个欠条，但去劳动局咨询的时候，工作人员答复道欠条上既没有手印也没有身份证信息，所以并无法律效应。而之所以不曾想到这一步，是因为爸爸认为“只要这个字是他本人写的不就够了吗”。不仅如此，农民工个人与法院等司法机关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心理距离”。因为无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项目，出现劳动纠纷后，最终的保障都是去法院提起诉讼，但几乎不会有农民工愿意走到这一步。这一方面是因其认为去法院起诉不仅程序繁琐、劳民伤财，而且还会在起诉、应诉的过程中更加延长拿到欠款的时间；而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其觉得自身与法院这一些地方“离得太远了，从来没想过会去那里”。这便在无形中削弱了农民工拿起法律武器的力量。

  第二，从维权机构一方来说，在具体实践上存在可能的漏洞。据了解，在家乡这边，农民工申请劳动仲裁后共有两年的追诉期。如果是同一个项目，这两年便以第一次提起仲裁的时间算起。如若超过两年，劳动仲裁便不再具有效应。“所以如果这两年之内你那笔钱拿不回来也没办法了，劳动局就不管了。你去劳动局告，他帮你备案在那里，但是他备案之后如果什么都不管的过了两年，那也是过了追诉期了，你也只能去法院起诉。”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从农民工个人的角度而言，他们并不清楚在申请仲裁之后，除了“备案”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的程序。因此在他们的视角里，备案后还一直拿不到钱的现实便存在很大的想象空间。此外，依规定，为依法保护农民工工资权益，工程承包方应及时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这是指工程建设领域施工总承包单位在银行设立专用账户并按照工程项目施工合同额的特殊的比例（1%）存储，专项用于支付为所承包工程建设项目提供劳动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专项资金。其存储、使用和监管的事项主要由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引自《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实施办法》）。“但是在我们这个小地方绝大多数都是没什么人会交这个保证金的，所以就没有人帮你兜底。（政府）公示的那些可能也是些虚数在那里，因为他们如果都交了的话，那我们之前那些钱怎么会拿不回来呢？”

  第三，从项目性质上看，其缺乏正式制度的保障。上文提到，建筑项目大体上分为“公家”和“私人”两种类型，但公家项目一般是通过招投标的形式来确认施工方，因此没有“关系”的农民工一般很难去参加了。而同样是上文提到的，私人项目与公家项目间最大的不同就是缺少了“公司”这一环节。这里的公司是指那些有资质的建筑公司，其在建筑项目中的基本功能是配合甲方使工程顺利实施：一种原因是保证工程建设的质量，另一方面就是保证农民工工资的顺利发放。在公家项目中，项目款流向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公司，因此，当农民工申请劳动仲裁时，劳动局会进行备案。如若甲方未按照工程的进度拨款，那么劳动局会督促其支付款项，并将下次到账的款项首先用以支付农民工的工资。可如若甲方已经按照工程进度支付了所有的款项，那么劳动仲裁也无能为力，因为“没有钱再流向公司了，仲裁也起不了作用”。由此可见，公司是劳动仲裁发力的杠杆，劳动仲裁的主要面向也是督促甲方按合同履约。而在私人项目中并没有公司这一环节，是出资方和承包人之间的直接联系，所以“私人房子只能起诉，劳动局不帮仲裁”。而缺乏劳动仲裁的保障，再加上农民工自身不愿起诉的心理，权益保障便完全有赖于双方的信任。正因如此，爸爸才说“私人的房子以诚信为本”。

  事实上，就普通农民工而言，私人项目才是其主要是做的领域。但缺少正式制度保障、以人际信任为基础的联系存在着更多可能的风险。家乡有不少“老板”在做私人项目的时拖欠了大量农民工工资和材料费然后跑路了的，而农民工对此“只能自认倒霉”，因为基本没任何途径可以追回那些工资。此外，因为缺乏正式制度的保障，还有不少农民工极端维权的案例。比如“之前也是有个私人的房子，已经建好了，甲方也把所有钱都付清了，而且建好的房子都已经出售了，很多人已经搬进去住了，但是他们（承包方）就是不给钱。后面那些工人们就一起约好了说要去把那栋房子的大门用水泥封起来，不让那些买了房子的人去住，想用这种办法来逼他们给钱。”

  还有几天，新年就算是“过”完了，这便意味着要尽快投入新一轮的工作，来维持生活的运转。但和在企业或单位上班的人不同，农民工并没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清晰明了的工作规划。对他们来说，开工的时间、地点、工作量的大小，在具体实践之前都还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你去哪里知道你今年有多少事做嘞？这个都还不清楚肯定就做不了什么规划了啊。我们做事都是很偶然的，就是别人找到你，你就有事做，别人不找你，你就没事做。”以爸爸为例，他所参与的项目，大多数都要靠私人关系来“滚雪球”，他自己则是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状态。“你之前帮别人做了房子，别人觉得你做得好，等到他有熟人或者有亲戚要起房子的时候就会把你介绍给人家，还不就是这样咯。所以大多数都是别人来联系我的多。现在都只能讲是‘质量求生存’了，你做得好、做得快、赶得上别人想要的进度，别人才会来找你。”

  爸爸在建筑施工工地兜兜转转三十余年，自认为“还算是有点口碑的”，但近年来他也时常感叹“现在的事情是真不好做了”。这在生活中也能反映出来。近几年来，爸爸的工地不断地从县城向乡下转移，而去年所有的工地都集中到乡下了，今年可能接手的一个项目也还是在乡下。只不过，对这些变化，尽管有些无奈，但爸爸还是比较看得开的。“县城找不到事做了那不就只能到乡下去了咯。建筑这一行就是这样，已经逐渐逐渐的就要饱和了，大趋势就是这样，谁也没有很好的方法。而且我今年都五十多岁了，还做几年就做不动了。到时候老了，没有价值了，没人要我做事了，就只能回老家了。”

  前几天在烤火闲聊的时候，爸爸说：“如果今年的事情好做的话，就把家里的墙重新刷一遍。”我看了看，墙上画着许多妹妹在小时候的创作，还写着一些她起步学习写字时临摹的笔迹。虽然有些许凌乱，但从生命历程的角度看，倒也是一种记录。不过除了这些，南方潮湿的气候已经让墙壁变得斑驳、老旧，重新粉刷一遍也是挺好的。爸爸想了想，叹了口气，继续说：“但这也只是打算罢了，如果顺利的话就做，能不能够实现还不一定的。今年的事好不好做现在也还是个不清楚的。”妈妈接着说：“好做了，以后的事都好做了，一切都顺顺利利的。”虽然这只是新年的祝愿和期待，但我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都顺顺利利的。